全军部队组织多种活动庆祝建党104周年

用典(yòngdiǎn)还是写实？唐人诗句中的长安荔枝 最近，由(yóu)作家马伯庸小说改写的电视剧《长安(chángān)的荔枝》正在央视和(hé)网络平台播出，配合荔枝季的来临，引发了一股荔枝热。马伯庸小说的写作缘起，是阅读了历史学家于赓哲先生(xiānshēng)关于(guānyú)岭南荔枝入长安途径及可能保存方式的考证。而在于赓哲先生之前，史学界对长安荔枝来源及路径问题已经有了多方研究，尤其以严耕望和杜文玉(dùwényù)两位先生最为详实。 纵观史学家们对玄宗朝长安荔枝来源的研究，其中引用的唐代(tángdài)史料，除了唐代后期笔记《唐国史补》之外，基本都是文学作品(wénxuézuòpǐn)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(jiùshì)与唐玄宗、杨贵妃同时代的杜甫《解闷》中“先帝(xiāndì)贵妃今寂寞，荔枝还复入长安。炎方每续朱樱献，玉座(yùzuò)应悲白露团”，《病橘》中“忆昔南海使，奔腾献荔支”，以及(yǐjí)曾经历(jīnglì)过天宝时期的中唐诗人鲍防《杂感》中“五月荔枝初破颜，朝离象郡夕函关”等诗句。于赓哲、王昊斐两位先生的论文《巴蜀还是岭南——唐天宝荔枝贡来源献疑》即据此(jùcǐ)证明天宝时人就有贵妃荔枝贡自南海的认识。 不过，如(rú)果仔细推究(tuījiū)，这些诗句却未必都是(shì)对唐代荔枝产地的(de)写实描述。首先看杜甫的《解闷》其九，于先生认为其中(zhōng)“炎方(yánfāng)”乃是指岭南地区，并举出李白、柳宗元等(děng)人(rén)诗句为证。实际上，杜甫自己的作品中就多次提及(tíjí)“炎方”，且均是指蜀(shǔ)中而非岭南，如杜甫《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(jiào)热退(rètuì)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(xìchéngyuán)二十一曹长》说自己在炎热的夔州(zhōu)终于(zhōngyú)遇见凉风，以致“衰年旅炎方，生意从此活”。这里杜甫自言“衰年旅炎方”，显然是指自己安史之乱后漂泊(piāobó)蜀中(shǔzhōng)的经历。又如杜甫在夔州种莴苣不成，写作《种莴苣》诗，愤怒地将原因归结为炎热的气候：“阴阳一错乱，骄蹇不复理。枯旱于其中，炎方惨如燬。”这里“炎方”一词显然也是指代他当下所处的蜀中地区。杜甫安史之乱后来到蜀中，后对此地炎热气候非常不适应，写过大量苦热之作，将此地称为“炎方”，正是杜诗中(dùshīzhōng)(shīzhōng)的特殊习惯。杜甫的《解闷》组诗也写作于夔州时期，共十二首，其中第九(dìjiǔ)至十二首都与(yǔ)荔枝有关，第九首即“炎方每续朱樱献”，紧接着的第十首说(shǒushuō)“忆过泸戎摘荔枝，青峰隐映石逶迤。京中旧见无颜色，红颗酸甜只自知”。回忆起自己在泸州、戎州食用荔枝的经历，并将之与“京中旧见”相比，正是将长安的荔枝看成是蜀中所贡。由此观之，杜甫说“炎方每续朱樱献”，应该还是指蜀中荔枝。同样，于先生论文(lùnwén)中提到晚唐郑谷《荔枝》中“平昔谁相爱，骊山遇贵妃。枉教生处远，愁见摘来稀。晓夺(xiǎoduó)江霞色，晴欺瘴(zhàng)日威。南荒何所恋，为尔即忘归”的描写，认为“瘴”“南荒”的表述证明诗中所言为岭南荔枝，实际上郑谷另作有一首《荔枝树》，其中云：“二京曾见画图中，数本芳菲色不同。孤棹今来巴徼外，一枝烟雨思无穷。夜郎城近含香(hánxiāng)瘴，杜宇巢低起暝风。肠断渝泸霜霰薄，不教叶似灞陵红。”其中也提到“瘴”，但地点是“巴徼”“夜郎”“渝泸”，结合郑谷数次入蜀而未有岭南经历的生平，这首诗说的也是蜀中荔枝而非岭南荔枝。 再来看杜甫(dùfǔ)《病橘》中“忆昔南海使(shǐ)，奔腾献(xiàn)荔支”的表述。《后汉书·和帝记》曾记载过东汉进献(jìnxiàn)荔枝(lìzhī)之事：“旧南海献龙眼、荔支，十里一置，五里(wǔlǐ)一候，奔腾阻险(zǔxiǎn)，死者继路。”杜诗中“南海”“奔腾”，很明显是(shì)引用《后汉书》字面，未必真的认为唐代的荔枝也(yě)从南海运来。唐代诗人常用“以汉代唐”的写法，以汉代的地点、事件、人物(rénwù)为字面，隐喻唐代发生的事件，不能认为其中(qízhōng)写的就是现实中唐朝的地点。即以杜甫《病橘》而言，诗歌的主体是写橘(xiějú)，中有“常闻蓬莱殿，罗列潇湘姿”之句，是借汉代蓬莱殿贡橘之事喻(zhīshìyù)指唐代贡橘，并非说唐代的橘实进贡到了汉代蓬莱殿的旧址。同理，宋代苏轼《荔枝叹(tàn)》中言运送荔枝“十里一置飞(fēi)尘灰，五里一堠兵火催(cuī)。颠坑仆谷相枕藉，知是荔支龙眼来”也是运用《后汉书·和帝记》中“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候”的汉代典故(diǎngù)，而非描述(miáoshù)宋代事实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再来看鲍防的《杂感》，诗歌开头就用了以汉代唐的写法：“汉家海内承平(chéngpíng)久，万国戎王皆稽首。天马常衔苜蓿花，胡人岁献葡萄酒。”其中“天马苜蓿”是用汉武帝引苜蓿入中原种植以为大宛天马提供草料之事，“葡萄”也是汉代开西域后入贡之物，并非唐代也有天马、苜蓿之事。接下来写荔枝的四句(sìjù)“五月荔枝初破颜，朝离象郡夕函关。雁飞不到桂阳岭，马走先过林邑山”也是一样(yīyàng)，诗句中象郡是广西，桂阳在(zài)湖南，林邑更远在越南，如果将此诗看作实指，那么荔枝的来源(láiyuán)就不是岭南，而是越南，显然不合情理。实际上这里提到林邑、象郡等，是因为(shìyīnwèi)《三辅黄图》中曾有汉武帝破南越国得荔枝的记载，南越国灭亡后，武帝在此设立交州，汉和帝(hànhédì)时进贡荔枝即在交州。鲍防诗中林邑、象郡均是南越国区域及周边地区，与交州的地域相近，因此鲍照在这里还是在用汉代典故的字面，并非实指唐代荔枝产地就在林邑。 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为何(wèihé)必须在华清宫？ 以上考证并不是(shì)想强调唐玄宗朝荔枝(lìzhī)进贡(jìngòng)的(de)源头就是蜀中而非(fēi)岭南，只是想说明，唐人作诗时并不一定将如实提供史料作为(zuòwéi)首要目的，而是更注重将当下的事件置于一个戏剧性的、能够(nénggòu)发人深思的上下文中，帮助读者发掘其中的经验和道理。杜甫《病橘》写的是他在(zài)(zài)蜀中看到本拟进贡天子(tiānzi)的橘实收成不好，干瘪酸涩，开始为皇帝“玉食失光辉”发愁，但转念一想，此时安史之乱余波未平，正是“当君减膳时”，橘实的减产也(yě)许正是天意。诗歌的最后刻意在描写巴蜀进贡的荔枝时用上“南海”“奔腾”等字面，正是要将唐代的荔枝运送与《后汉书(hòuhànshū)》所记载的历史教训作对比。在《后汉书》中，汉和帝得知荔枝运送如此耗费民力，认为“远国珍羞，本以荐奉宗庙。苟有伤害(shānghài)，岂爱民之本”，立即下诏(zhào)停止进贡，而唐代在内乱之后，民生凋敝，君主岂非更应忍耐口腹之欲，将心思花在安抚(ānfǔ)百姓上？杜甫在这里并没有一句直接的议论，只是引入了《后汉书》中的字面，就让读者不自觉地在汉唐对比中开始思考君主的责任与君民关系。鲍防的《杂感》也是如此，在写完汉代荔枝运送的遥远与艰难之后，鲍防将诗歌的视角移回(yíhuí)了汉朝的甘泉宫：“甘泉御果垂仙阁，日暮无人(wúrén)香自落。远物皆重近皆轻，鸡虽有德不如鹤。”在汉朝帝王致力于耗费民力运送远方荔枝的同时，自己甘泉宫内甜美水果结实累累(lěilěi)，却因无人在意而自生自灭，正因为鲍防将荔枝的产地安排在遥远的林邑，才能与近在长安的甘泉宫产生鲜明对比(xiānmíngduìbǐ)，显示出荔枝运送的荒唐(huāngtáng)和无意义。 在唐代(tángdài)吟咏荔枝的诗句(shījù)中(zhōng)，最著名的莫过于杜牧《过华(huá)清宫(qīnggōng)》其一：“长安(chángān)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(shì)荔枝来。”这首诗直接将荔枝与杨贵妃建立了联系(liánxì)。《长安的荔枝》中李善德运送荔枝的主要难点之一，就是要在六月一日杨贵妃生日之时将荔枝送到贵妃嘴边，获得她的欢心。不过在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李善德运送荔枝的目的地是在长安，杜牧诗中荔枝进献的地点却是在长安东南骊山上玄宗的行宫——华清宫中。华清宫以温泉知名，比较适合冬日度假，在《旧唐书》中，记载玄宗车驾临幸华清宫的时间基本都是农历十月、十一月，《旧唐书·杨贵妃传》中则直接有(yǒu)“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”的记载。众所周知，荔枝成熟是在夏季，而玄宗、杨贵妃临幸华清宫多(duō)是在冬季，在时间上就出现了明显的矛盾。北宋陈正敏《遯斋闲览》即据此批评《过华清宫》“词意虽是而失事实”。不过到了南宋，又有学者为(wèi)杜牧翻案，如程(rúchéng)大昌《考古编(biān)》引唐代笔记小说《甘泽谣》中天宝十四载六月一日贵妃生日恰逢荔枝进献，玄宗命作(zuò)《荔枝香》曲的记载，认为六月华清宫进献荔枝也并非无据，乃是当时“传信语”。王灼(wángzhuó)《碧鸡漫志》则据杜牧另一首《华清三十(sānshí)韵》中“尘埃羯鼓索(suǒ)，片段荔枝筐”的说法，认为华清宫中既然能见到荔枝筐，则玄宗与杨贵妃很可能确曾夏日前来(qiánlái)。 不过(bùguò)《甘泽谣》毕竟是小说家言，杜牧在华清宫中看到“荔枝筐”也只是一面之词，我们并不能据此断定贵妃在华清宫吃到荔枝是确有其事。更何况北宋(běisòng)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中对向杨贵妃进献荔枝的描述(miáoshù)为“妃嗜荔枝，必欲生致之，乃置骑传送，走数千里，味未变，已至(zhì)京师”，明确提到(tídào)荔枝是送至京师长安(chángān)。由此看来，杨贵妃在华清宫吃荔枝之事，还是有颇多疑点。 但是对于杜牧的(de)《过华(huá)清宫(qīnggōng)(qīnggōng)》而言，华清宫这个地点又是不可被长安替代的。首先，华清宫是皇帝休养的行宫，天生(tiānshēng)与(yǔ)私人享乐挂钩，不像“长安”那样本身就(jiù)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，而华清宫远离政治中心长安的地理位置，正隐喻着(zhe)帝王离开了他处理政事的职责，因此《过华清宫》第一句云“长安回望绣成堆”，就隐含有玄宗(xuánzōng)抛弃锦绣江山、沉溺私人享乐之意，与李商隐《隋宫》中说(zhōngshuō)隋炀帝“乘兴南游不戒严，九重谁省谏书函”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与此同时(yǔcǐtóngshí)，高处骊山(líshān)之上的华清宫与居住着文武百官和百万人口的长安相比，更具有(jùyǒu)崇高感和疏离感，杜甫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(zì)》写(xiě)到自己(zìjǐ)经过骊山时的感受，说“凌晨过骊山，御榻在嵽嵲。蚩尤塞寒空，蹴蹋崖谷滑。瑶池气郁律，羽林相摩(xiāngmó)戛”，形象地写出了帝王行宫的高不可攀，和羽林禁卫的严不可逾，这种高不可攀和严不可逾，正体现了君主对国家和百姓的疏离。杜牧诗(dùmùshī)中荔枝运来时“山顶千门次第开”的热情场面(chǎngmiàn)，恰与华清宫在百姓眼中的高冷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借助“一骑”的连接，华清宫中高高在上的神仙们，得以与“红尘”接触，而使他们纡尊降贵的原因，并(bìng)不是什么紧急军情，仅是“妃子笑”和“荔枝”这样饮食男女之欲而已。在这里，华清宫的高峻(gāojùn)，保证了这样荒唐的景象“无人”得知，但是这首诗写的并不是现实，而是百年后诗人的追忆和想象，在知道后来(hòulái)安史之乱、明皇幸蜀、贵妃自缢等一系列事件的诗人看来，唐玄宗将自己包裹在高峻华清宫内的行为，又显得格外自负而愚蠢。杜牧的另一首《过华清宫》绝句将这层意思写得更明白：“霓裳一曲千峰上，舞破中原(zhōngyuán)始下来。”只有当中原凋敝、战火(zhànhuǒ)连绵时，玄宗才想到从高峻的华清宫中回到人世，但早就来不及了。由此看来，华清宫这个可靠性不那么高的地点，恰恰能(néng)使万里运送荔枝这一行为的荒诞性得到最极致的体现，因此也成为后世乃至今日我们想到唐代荔枝时最先(zuìxiān)印入脑海的场景。 荔枝故事与后世君臣的自省风气(fēngqì) 在杜牧《过华清宫》绝句面世后(hòu)，文人们立即将荔枝(lìzhī)和唐王朝(wángcháo)的(de)(de)衰落紧密联系在了一起，杜牧诗中(zhōng)红颜一笑的旖旎与即将到来的安史之乱之间的紧张感，也成为后世诗人不断追述的主题。杜牧的好友张祜绝句《马嵬坡(mǎwéipō)》后两句(liǎngjù)“尘土已残香粉艳，荔枝犹到马嵬坡”写佳人已去而荔枝犹来，饱含今昔(jīnxī)之悲，正可作为“一骑红尘(hóngchén)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的最佳注脚。欧阳修参编的《新唐书》中，特别加入了杨贵妃嗜好生荔枝的部分，又从《甘泽谣》中收录贵妃生日食荔枝而作《荔枝香》曲的说法，其讽谏之意，昭然纸上。欧阳修另有(yǒu)《浪淘沙令》咏荔枝，下片曰：“往事忆开元。妃子偏怜。一从魂散马嵬关。只有红尘无驿使，满眼骊山。”将杜牧、张祜两首绝句的诗意结合到了一起，展现出荔枝事件对李杨爱情与唐代(tángdài)江山两方面的摧残。晁说之《荔枝送郭玄机戏作》其二(qíèr)中“荔枝一骑红尘后，便有渔阳万骑来”之语，则用蒙太奇的手法将骊山荔枝和安史之乱直接联系在一起。 宋代以后(yǐhòu)，荔枝(lìzhī)(lìzhī)(lìzhī)的(de)(de)种植、运送逐渐成熟，热爱荔枝的士人越来越多，甚至出现了蔡襄《荔枝谱》这样关于荔枝的专门著作。但是不论多么喜爱荔枝，文(wén)人们在(zài)提到荔枝时，都不免想到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带来的教训。比如曾声称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苏轼，在《荔枝叹》中以“宫中美人一破颜，惊尘溅血流千载”的惨烈对比回应着杜牧的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，并在最后从批评荔枝转到了批评北宋官员竞相挑选名贵茶叶、牡丹进贡天子以邀宠的丑态，直言“吾君所乏岂此物，致养口体何陋耶(yé)！”两宋间名臣李纲在宋徽宗(sònghuīzōng)宣和二年被贬福建，得尝(cháng)荔枝，他(tā)一方面(yìfāngmiàn)惊艳于荔枝的美味，写下“南海何年贡荔枝，知音千古有杨妃”（《初食荔支》）的感叹，另一方面又对沉溺口腹之欲的祸患十分警惕，在《减字木兰花·荔枝》中，他继续描绘杨贵妃尝荔枝的场景：“华清赐浴。宝瓮温泉浇腻玉。笑靥(xiàoyè)开时。一骑红尘献荔枝。明珠乍剖。自擘轻红香满手。锦袜罗囊。犹瘗(yì)当年驿路旁”，词末从华清宫写到马嵬坡，在怀古(huáigǔ)的同时，也未尝不是用(yòng)杨贵妃的结局自我警告。自此，荔枝逐渐成为古人知识中一个不可磨灭的徽记，提醒着人们不可为了一己口腹之欲而忘记了对民瘼的关心。 与苏轼同列“唐宋八(tángsòngbā)大家”的(de)(de)曾巩在宋神宗(sòngshénzōng)熙宁(xīníng)年间任福州(fúzhōu)知州，此时福州荔枝已成为士人新宠，已有超越蜀中、南粤荔枝之势，曾巩想要通过进献荔枝博得宋神宗的好感，写了(le)一封《福州拟贡荔枝状》向神宗报告他调查福州各地荔枝优劣(yōuliè)的心得，但他随即想到了汉唐进献荔枝的种种教训(jiàoxùn)，特地声明说：“盖东汉交趾七郡，贡生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候，昼夜(zhòuyè)驰走，有毒虫猛兽之害。而唐天宝之间，亦自巴蜀(bāshǔ)驿致，实开侈心。当陛下之时，方以恭俭寡欲为天下先，固不可得而议及(jí)于此也，至于岁贡，既干而致之。”强调自己进贡的乃是干荔枝，只是想赶在秋冬之前进贡，找一些(yīxiē)较佳的品种，这样口味会更好一些，不用“昼夜驰走”，与唐玄宗的奢侈行为有本质区别。但即使如此，曾巩此举还是遭到(zāodào)了后世文人的非议，清代何焯在《义门读书记》中说：“茘枝徒以供口体之养，虽其品不佳，与少失其时，未为害也。今乃欲以盛夏入贡(rùgòng)，而又详录其品以进，万一人主生其侈心而亦为驿致之事(zhīshì)，吾不识将何以解于君子之讥哉！”何焯用了苏轼“口体之养”的论断，认为曾巩虽然进贡的是荔枝干，但他详细列举了各种荔枝品种优劣，足以引起神宗的好奇，万一神宗因此要求进贡新鲜荔枝，那曾巩就难辞其咎(náncíqíjiù)了。 玄宗荔枝(lìzhī)(lìzhī)的故事，不但提醒着大臣们努力防止君王沉溺口体之养，也让君主时时反思，避免重蹈安史之乱的覆辙(fùzhé)。宋徽宗十分喜爱荔枝，甚至将荔枝成功移植(yízhí)(yízhí)到开封，种在保和殿下，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(bǐjì)》记载，当宋徽宗移植荔枝成功之后，亲手将荔枝摘下，赠给戍守(shùshǒu)北方边关的庆远军节度使王安中，并(bìng)赐诗云：“保和殿下荔枝丹，文武衣冠被百蛮。思与廷臣同此味(tóngcǐwèi)，红尘飞馨过燕山。”这里的“红尘”即反用杜牧“一骑红尘”典，强调自己种荔枝是分给文武百官、边关将士，而非仅供一己私欲。这种将自己与唐玄宗划清界限的冲动一直延续到了清朝，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三年作《食荔枝》诗，首句即强调自己的荔枝是“岁贡非劳驿骑驰”，并没有劳动太多民力。到了乾隆四十六年，乾隆又写了一首《荔枝》诗，注释中自言所食荔枝乃连根放置(fàngzhì)桶中船运而来，路程不甚艰难(jiānnán)而荔枝可保(kěbǎo)新鲜，因此他认为“若杜诗所云(suǒyún)‘一骑红尘’自南海七日而驰至长安”是“记载之书多不实”，过于夸大了荔枝运送(yùnsòng)的难度，而且即使快马加鞭，也到不了“人马驰毙(chíbì)”的程度。这里乾隆虽然主要是在炫耀自己通过实践看出了古书中的一处破绽，但内心深处(nèixīnshēnchù)恐怕还是想要(xiǎngyào)强调自己每年吃进贡荔枝的行为并不像书中说的那么昏庸吧。 宋徽宗《写生翎毛图》局部 大英博物馆(dàyīngbówùguǎn)藏 唐玄宗时荔枝进贡的(de)(de)起点是蜀中(zhōng)还是岭南？运送的终点是长安还是骊山？今天的我们也许(yěxǔ)永远找不到这些(zhèxiē)问题的答案。不过正是那些史实上颇为可疑(kěyí)、地理上含混不清的诗句，通过文学传统中的不断征引，让“奔腾阻险，死者继路”的警示和“一骑红尘妃子笑(fēizǐxiào)”的记忆，深深铭刻在所有中国人的内心中，时刻提醒我们思考治民者的责任，警惕“口体之养”带来的堕落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不论杜甫、杜牧们诗句中的内容是否反映了(le)唐代(tángdài)的史实，它们给后世带来的影响都是真实的，也切实成为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符码，刻在我们民族的基因(jīyīn)中。直至今日，还有作家将杜牧的一句诗扩展成整篇小说，再扩展成长篇电视剧，观众们也都对长安荔枝的故事兴致勃勃、感同身受，正是这绵延千年的基因被(bèi)激活的最好证明。 徐俪成 华东师范大学(huádōngshīfàndàxué) 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(xiàzài)“澎湃新闻”APP)